(编辑:jimmy 日期: 2024/12/27 浏览:2)
一提到《楚辞》,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屈原,一说到《论语》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孔子,但如果说《楚辞》的作者是屈原,《论语》的作者是孔子,则是大错特错。
《论语》可以说是一部语录汇编,那它没有一个主编存在呢?如果有,又应该是谁呢?
传统上,很多人认为《论语》的成书年限比较晚,大多数人的说法是认为是在战国末期,最极端的说法是在汉代以后。
也有很多学者说,《论语》只有少数篇章是孔老夫子的言论,大多数内容都是后人伪造的。
随着最近几十年来,大量简帛资料的出土,反而证明了《论语》的成书年代比之前认识的要早得多,综合各种史料,《论语》的成书时间大致应该在公元前428年到公元前400年这二十几年当中。
公元前428年,曾子去世,《论语》中也有对于曾子去世后的一些语句,这个可以作为上限。
公元前400年是子思去世的年份,所以,综合考证下来,这个时间段相对来说更准确也更接近事实。
之前我们提到过,《论语》的主要编辑者应该是子思,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子思就是《论语》的主编。
历来对于《论语》的主要编辑者的说法有很多,比如有人认为是仲弓、子游、子夏,也有人认为是有子,还有认为是曾子的说法。
孔老夫子去世之后,儒分为八,快速分裂,最终的主导《论语》的编撰和成书的人,应该能够服众才能让这件事得以完成,历史上曾子的地位并不算高。
而当时呼声最高的应该是有子这些人,但是弟子们之间的争论肯定有很多,很难达成一致应该是实际的情况。
根据相关的记载,孔子去世之后,很多弟子因为有子很像孔子,而把他作为孔子的代表,也就是以对待老师,对待孔子的礼仪对待有子。
有人说是因为有子和孔子长相很像,也有人说有子是言行和对于孔子的言论的见解上最接近孔子。
但是曾子对此事非常反对的,同样有子因为不能像孔老夫子那样给大家答疑解惑,或者说达不到大家的预期,这种状况很快就不了了之了。
但是,我们基本上可以确认,在参与《论语》的资料收集、整理、编撰的过程中,有子和他的弟子们参与应该是比较多的,而且应该也是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。
这在《论语》的文本中,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端倪,也就是引用各弟子的记录和言论的多寡,以及对于他们的称呼。
在整部《论语》中,除了孔老夫子被称为子以外,就是有子和曾子出现的最多,特例就是颜回和闵子骞被称为子,不过都各只有一次,这两条资料应该是来自于他们各自的弟子。
结合这些内容和相关的史料,在这个阶段真正能够服众,得到大家的认同的人,也就是最终能够完成《论语》成书的人,可能也就只有子思了。
一是他作为孔老夫子嫡孙的身份,再就是真正能够在当时的儒学领域有领袖风范的,也基本上只有子思了。
所以,我也在前边说过,我们所读的《论语》,更多的应该是子思的《论语》,整体的编辑思路和逻辑,如果通过对读子思的《中庸》就会更明确。
搞清楚了这个问题,我们再来说说读懂《论语》的三个层次。
我们读《论语》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次,第一是我们现在通行理解的《论语》的各种注本。
虽然对于具体的字词的解读五花八门,但是基本上都在一个层次上,简单地说,都是从人的个体出发来理解的;
第二个层次是从子思的层面来理解《论语》,结合《中庸》,实际上这个层面指的更多的是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,不过也偏重于个体的人的角度;
第三个层面才是孔老夫子的《论语》,这也从孔老夫子的终极理想,也就是天下大同的公天下的角度去理解。
他要实现的不只是个体的人的人生价值的最大化,他要追求的是人类全体价值的最大化。
汉代的儒生们基本上已经进入了家天下的模式,也就是孔老夫子所批判的模式,天下是帝王之家的天下,而不是公天下,权力属于帝王的家族,而不是属于全体的人民。
汉代儒生们对于《论语》和孔老夫子的思想的有意的错用,才满足了封建帝王们要维持家天下模式的需要,只是象征性的保留了天人感应的思想。
在封建帝王和文人集团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,文人集团或者说人民只有象征性的对于皇帝们的约束,实际上这种约束基本上起不到作用。
所以,孔老夫子的思想和对于《论语》的解读,越来越倾向于从人的个体化的角度来进行解读。
也就是通过个体的修身和道德的竞赛,以此来获取帝王们的青睐,自此以下,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。
关于《论语》的成书,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《论语》和《孔子家语》的关系。
《论语》最初的资料来源,可以说基本上都来自于孔子的弟子们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的记录。
这既包括他们就具体的问题向孔子请教,也包括孔老夫子在各种场合下讲的自己的言论和观点。
孔安国在《孔子家语·后序》里说《孔子家语》和《论语》都出自于“诸弟子各记其所问”,然后,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,别出为《论语》,而剩余的资料就被整合成了《孔子家语》。
这里的“正实而切事者”,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干货,把各种言论、对话的背景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,甚至是对话者是谁都给挤水分挤掉了。
而《孔子家语》中的很多记载就要丰富的多,一是背景清晰,对话者的主体也比较明确。这对于我们理解孔老夫子的本意特别有帮助。这也是研究《论语》和孔子最为重要的资料之一。
同样,孔老夫子有教无类,因材施教,挤掉了水分,去掉了对话者的主体,忽略掉了具体的背景和语境,这样去理解《论语》就只能咬文嚼字了,可以说这些理解就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偏差。
再就是之前学术界特别容易犯的一个典型性的错误,就是用《论语》文本里的其他内容来强行解释。
比如讲到仁、孝、礼这些概念的时候,解释不通的情况下就拿《论语》中其他的关于这些概念的内容去硬性解读。这都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读懂《论语》和孔老夫子的本意。
简单的说,《论语》是孔老夫子的语录,而《孔子家语》可以理解为各弟子们记录下来的孔老夫子的文集,是一部资料汇编。
如果我们对于一些观点,即使参照《孔子家语》还是不能理解,我们应该再参考哪些资料呢?
想要理解到子思的层面,重点参考《中庸》和《大学》,如果想要理解到孔老夫子的层面或者说本意,要到六经中去整体把握。
当然,就现在而言,我们能看到的就只有五经了,也就是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,而系统化的表述,或者说孔老夫子核心的观点,应该是在《易传》当中。
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够比较全面、准确的把握孔子的思想,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于他的思想的阐发和应用才不至于南辕北辙。
我们接下来就用对于《论语》里的一些具体的语句的解读来进行思辨和分析,让我们一起来对比他们之间的区别到底有多大。